常报全媒体讯（何嫄 图文报道）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改革家王安石曾任常州知州，13日，常州市社科联“社科专家面对面”请来了宋代文学专家王水照弟子崔铭来常，在以王安石的号“半山”为名的半山书局讲他“人生乐在相知心”的故事。崔铭认为，通过品读王安石可以知晓，每个人，都是一个世界。
历经北宋三朝，跌宕起伏里变换品读角度
“品读王安石，就是品读一个无限丰富宽广的世界，这个世界永远未知，永远充满无穷魅力。”当天，坐火车从上海来常并匆匆赶到半山书局的崔铭，说起自己的第3本北宋人物传记《王安石传》就觉得，“每一次品读他，都犹如酌蠡水于大海。”
崔铭，复旦大学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现任同济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欧阳修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苏轼研究会理事、上海市古典文学学会理事。去年是王安石诞辰1000周年，崔铭的《王安石传》出版，并入选2021年“中国好书”年度榜单。
24年前，她以与老师王水照合作的《智者在苦难中的超越：苏轼传》为开端，逐渐走进宋代名人的“朋友圈”，多年来陆续出版了《达者在纷争中的坚持：欧阳修传》和《王安石传》等北宋人物传记。
“王安石在北宋历经三朝，从仁宗时期的一再辞官、英宗时期的屡召不起到神宗时期的激流勇进这三阶段行为的明显不同，可以看出他政治上的进退，他所追求的君臣之道，理想中是要君臣相知，得君行道。”崔铭说自己品读王安石的角度，经历了从“勇者”的人格特质到“人生乐在相知心”的个性特质上，诠释了一个不在意权势地位、不在意名望声誉、不在意财富金钱，无论交友、共事等，都只在意彼此是否相知“拗相公”的一生。
崔铭认为，在王安石的自我人生设计里，他从未打算做一名超然世外的隐士，而是以古代圣贤为标准进行自我修养，把自己培养成德才兼备的圣贤式人物，从而推行王道，以仁义治国。而在他所有的为人处世里，都蕴含着“人生乐在相知心”的特质。
同为常州历史名人，王安石与苏轼“相爱相杀”
“在我心目中苏轼是智者，一切境遇皆能从容应对；王安石是勇者，勇者激流勇进、急流勇退。”崔铭说起同为常州历史名人的王安石和苏轼，细细比较两者的不同。她称，正是当年在写《苏轼传》时的研读史料和整理让王安石成了崔铭既迷惑又好奇的人物。
“王安石比苏轼，大十五岁，都是在22岁时中进士。当苏轼嘉祐二年中进士时，王安石已是政坛明星，无论年龄、资历、社会地位，两人都不在一个等量级，在当时尚未产生实际交往。”崔铭说，但嘉祐元年因为王安石与苏轼父亲苏洵交恶，给王安石与苏轼的交集开了一个不好的头。
崔铭说，嘉祐六年，苏轼、苏辙兄弟俩参加制科考试，王安石是考官之一，苏轼以宋代制科最高录取等级第三等被录取，而苏辙却在考官意见两极分化、仁宗坚持录取的情况下被王安石拒绝为其写制词，王安石与苏家关系恶化。而在熙宁二年，王安石成立变法领导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苏辙被任命为该司检详文字，同年八月苏辙上书反对青苗法并辞职，王安石与苏家关系再度恶化。熙宁二年、三年，苏轼多次上书反对新法，王安石以“所学不正”等为由阻止神宗重用苏轼。苏轼外放后，元丰二年因讽刺新法下御史台狱，即“乌台诗案”。这时王安石已经退休，在宋人笔记里相传因惜苏轼之才上书神宗相救。
“大家一说起这两人，往往会觉得因新旧党争，苏轼是遭受打压而被贬谪的，但实际情况并不如此。”崔铭认为，“‘乌台诗案’后，苏轼的两次贬谪，其实都与王安石没有关系。而在王安石晚年，两人相知相惜，关系其实非常好。”据考证，王安石与苏轼虽然政见不同，但王安石其实非常欣赏苏轼的才华，并且高度关注苏轼的创作动态，曾多次在读了《眉山集》（苏轼作品集）后作诗相和，甚至远程讨论诗文创作。元丰七年，苏轼自黄州改任汝州，经过金陵，投书想要去拜访王安石，王安石直接“野服乘驴谒于舟次”，即他穿着便服、不用仪仗，自己骑着驴子就去找苏轼了。王安石非常欣赏苏轼的才华，两人多次诵诗说佛讲文，还希望苏轼能够“买田金陵”做邻居。
结合王安石与司马光的交往，崔铭认为，王安石的交友之道有三：第一，朋友，要以相知为基础，或是人品、性情的相知，或是学问、才华的相知等；第二，朋友绝不是图谋私利的工具，朋友也决不是道德绑架的理由；第三，不同阶段、不同层次、不同面向的朋友，能丰富我们的生命，滋润我们的心灵。
学者写作人物传记，社会科普要了解受众需求
“我在书中想要还原的王安石，是一个真实鲜活、有血有肉的王安石。”崔铭说。她的《王安石传》，不是一部政治家的传记，而是一个人的传记。崔铭尽可能抛开固有的观念，从王安石的全部作品入手，从最原始的文献入手，通过对王安石心灵世界的体认和理解，还结合其同时代人与之的多层次互动，既注重其政治事功、学术业绩、文学创作，也注重其日常生活细节。
在写法上，崔铭一直坚持“无一事无来历”的宗旨，凡所讲述的事件，包括一些细节，均有文献根据。“其中，有的宋人笔记所记故事未必可靠，但仍保留着真实的时代风气、氛围和风俗习惯，即便是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却是有可能发生的事情。”但她也说，并不主张“无一字无来历”，在追求某一事件、故事、情节在时间、地点、人物的真实性基础上，允许做一些合理的想象和推演，“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作者对这些事件的个人解读，也让书中的内容更有生动性与可读性。”
近年来，“通俗历史热”盛行。对此，崔铭觉得能够吸引更多人关注历史文化是好事。但作为历史学者，她认为，在社会科普时要了解受众的真正需求，要清楚地意识到读者的存在。她更倾向的是，应基于历史的严谨研究，加以通俗易懂或较为有趣的表述，在人人皆可为媒介的当下，可以避免受众产生误解。
编辑：储冠
